叛徒们的下场为何不同
王龙
十九世纪中期,中日两国曾有两场相隔不远轰轰烈烈的起义惊天动地,影响深远。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和日本的西南战争,这两场运动的领袖分别是洪秀全与西乡隆盛。他们在各自的国家穿云激浪,翻覆乾坤,“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令统治阶级心惊胆寒,闻之生畏。起义被镇丨压后,当权者以牙还牙、秋后算账的残暴肯定是可以想见的。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叛徒”们最后的遭遇命运却截然相反,令人深思。
1864年7月20日凌晨,天京失守后,李秀成带洪秀全之子、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出城,不久失散,被清军捕获。负责审问的清朝官员哄骗他,如果老实交代就放他一条生路。这个天真可爱的孩子居然信以为真,一老一实供认完毕后,甚至还满怀希望地谈到了自己的未来:“广丨东地方不好,我也不愿回去了, 我只愿跟唐老爷(审问他的一个清朝官员)到湖南读书,想进秀才的是实。”这真是一对奇父子,洪秀全是想进秀才不成,才起来造反;他儿子是造反失败,又想去考秀才。清王朝连考秀才的机会也没有给这个叛逆之子。在把洪天贵福肚子里那点不多的东西掏净了之后,就三千六百刀,把年仅16岁的他活活给剐死了。
无独有偶,西乡隆盛兵败之时,也刚好有一个17岁的儿子西乡菊次郎。当时眼见大势已去,西乡下令解散全军,与亲信众人相期与敌决战而死。但要求伤重者与非战斗人员不要参与,他让已经负伤的儿子菊次郎在第二日向政丨府军投降,不要白白送死,并坚信政丨府方面“必会好生看顾。”果然,西乡菊次郎日后不但得到政丨府的赦免,还成为京都的市长,在他父亲曾经跃马扬鞭驱逐幕府的地方,作了行政长官。不仅如此,西乡隆盛的三弟西乡从道与其政治立场南辕北辙,互相为敌,可西乡从道却能在明治政丨府中大官照当、骏马得骑,从未受到任何殊连牵累。西乡隆盛被镇丨压后,西乡从道在政丨府中反而一路飚升,青云直上,晋封侯爵,出任元老枢密顾问官,成为日本海军中第一位受封元帅称号者。日本人甚至一直拥戴推选他作首相的候选人,反而是他本人以其兄当时还挂着“逆贼”污名的理由,再三推辞,才未曾拜相组阁。
日本人的这种宽容豁达并不是偶然的。此前,明治政丨府就对那些曾经拼死反对过自己的人不但网开一面,而且委以任。比如榎(音jia)本武扬,他是顽固支持德川幕府的海军副总裁,一直与明治新政丨府武装抗拒到最后。政丨府军参谋黑田清隆(后出任第二届日本总理大臣)再三劝他投降,他均坚决拒绝。但是在拒绝信中他写了简短的附言:“我在荷兰留学时研究的《海律全书》,是关于国际法的独一无二的著作,如果将它焚于战火太可惜了,希望送给黑田参谋。”他退守到北海道五棱廓最后一个阵地,依然拼死顽抗。最后在政丨府军猛攻下,为了不使跟随他顽抗的800名官兵送死,决定以自杀换取官兵生命。被部下强行制止后终于束手就俘,成为新政权的阶下囚。黑田清隆非常赏识他的为人和才能,对送《海律全书》一事感叹道:“死到临头,还把对国家将来有用的书送给敌将,真是令人钦佩”!■本武扬这个明治政丨府的死敌在1872年出狱后,不久就受到政丨府重用,出任了驻俄国大使并授海军中将军衔(当时是日本海军中唯一的将官)。后来他又历任海军、农商务、文部、外务大臣,成为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为开发北海道、修改与列强所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对日本在图强之路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近代日本“万能似的人物”。
在视“造反”在大逆不道的中国,一个起兵反叛而被镇丨压的人,不知道要把“叛臣贼子”这顶帽子戴到猴年马月才罢,就连子孙后代也休想咸鱼翻身。而在日本,西乡隆盛们尽管闹得举国不宁,成为阶下囚后却依然可以得到法律公正的审判,不像在中国那样被可怕地生吞活剥。可见当时的日本确实已经迈向文明法治的近代化国家,而中国却因袭着中世纪杀人不见血的野蛮传统。两个国家的差距可见一斑。不但如此,日本民族如果没有这份对“逆臣”的宽容,没有这样恢宏的自信,哪来的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明治一朝?这样的民族,真是不可小觑。
这使人不得不想起美国的南北内战。一场规模浩大的战争,为何没有给美国留下南北隔阂,互相猜疑、互不信任的后遗症?
那一场持续了4年的战争,付出了60多万士兵的生命。其间的你死我活、惨烈巨创,难以言表。可是令人震惊的是,当硝烟散去之后,南北双方都严格遵守投降协议,战败的南方并未成为北方任意宰割的战利品,南方的败军将士也未打入“另册”,更没有遭受到国家政策或法律上的歧视清算。在一栋简陋的小屋签署完投降书后,李将军告辞。格兰特将军率众来到门口台阶上,当李将军伤感地上马离去时,格兰特将军举帽致礼。在场的士兵和军官全体肃立,默默注视着这历史性的一幕。胜利者和失败者,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尊严。
通观日本的西南战争和美国的南北内战,在为国家和民众着想这一点上,胜者和败者都自觉地服膺于国家大义,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荣辱得失。胜利者首先考虑的不是如何庆祝胜利,而是怎样尽力避免留下战争后遗症,让战争之剑干净入鞘。不要让战后的人民生活在互相敌视、互不信任的阴影之中。鲁迅先生说:“在中国,就是挪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聂绀弩先生入木三分地批判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皇权意识和奴才思想:“生活在奴才们中间,作奴才们的首领,我将引为生平的最大的耻辱,最大的悲哀。”梁启超也犀利地指出,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民族心灵深处的劣根性,主要在于中国人只讲私德,不讲公德;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只顾一身一家荣华富贵,不顾国家兴死盛衰。
选自<<青年文摘>> 2010-7
